沪港通与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势必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多方面 深远影响。文章以沪港通中的沪股通标的公司为切入点,选取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 基于沪港通实施的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预测乐观性 偏差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显著提高了分析师对于沪股通标的公司预测的乐观偏差。 进一步研究表明,对股票交易量越小和信息透明度更低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对分析师乐观偏 差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分析师乐观偏差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 完善沪港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贸易自由化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主要通过提升较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促进最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渠道缩小了行业内生产率离散度,从而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此外,上述资源配置效应在行业内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以及出口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文章为探究贸易自由化进程如何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实际税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引致重点扶持行业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地方政府面临降税引资和增税增收的权衡;此时,地方政府将会降低产业政策重点鼓励行业的实际税率。借助国家“五年规划”重点行业的划分度量国家产业政策,我们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鼓励显著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这可能是通过降低对鼓励行业的征税努力的方式实现的。分企业类型研究发现,实际税率的降低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产业、财政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皖江城市带战略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DID方法

皖江城市带是加速中部崛起,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客观评价皖江城市带战略效果,不仅对战略自身的实施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为其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借鉴。基于安徽省2006-2013地方市级数据,在固定效应回归基础上,运用面板DID方法研究皖江城市带战略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相比于未实施地区,覆盖地区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皖江城市带战略作用显著。最后,为了强化皖江城市带战略效应,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含义。     

政策支持、资本技能互补与农产品加工企业技能结构升级

技能结构升级是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政策支持是突破农产品加工企业劳动密集发展局限的可行思路.本文根据资本技能互补理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2002年实施的支持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策支持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及其升级路径.研究发现,政策支持有助于促进重点领域农产品加...     

征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倍差法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空间差异性,为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改革提供思路。研究方法:基于CHFS2013年和201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倍差法识别了征地对农户收入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征地效应的作用渠道和空间分异性。研究结果:征地在导致农户农业收入下降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总体而言,征地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家庭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征地的增收效应在东部省份强于中、西部省份。研究结论:在征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为失地后丧失收入来源的农户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应当注重对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培训,保障农民在离开土地后依然能够妥善就业。     

券商声誉损失与公司IPO市场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IPO造假的新证据

理论研究表明声誉好的券商在公司IPO过程中能发挥认证作用,但是在实证中学者们对于券商声誉是否真的发挥了认证功能仍然莫衷一是。与国内外文献中普遍采用的券商市场份额、排名等间接声誉指标不同,本文以中国券商所承销的公司IPO过程违规造假为新的研究视角,从声誉损失的角度重新衡量了券商声誉,并以公司IPO后市场表现检验了券商声誉的认证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相较声誉受损的券商,声誉未受损的券商确实具有更好的认证效果,具体表现在:(1)从同一时期来看,相较于那些没有被披露承销过IPO违规造假公司的券商,承销过IPO违规造假公司的券商再次承销的公司IPO发行抑价率较高,股票长期回报率较低;(2)对于同一券商,相对于在IPO违规造假披露之前,在披露之后(声誉受损)券商所承销的公司IPO表现为显著较高的发行抑价率和显著较低的股票长期回报率;(3)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依然支持上述结论。实证结果还表明相对于传统的券商声誉指标,基于IPO造假构建的声誉损失指标更加有效。     

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Global sourcing,productivity and export intens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global sourcing on firm performances by using data on D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1995–2006.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with better ex-ante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inclined to source intermediate inputs from abroad.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firms that source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possess different ex-ante characteristics; the most productive source inputs from high-wage countries while capital stock and being an exporter ar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when sourcing from low-wage countries. Moreover, controlling for the endogeneity of both the sourcing decision and location by using instrument variable and DiD matching approach, the results seem also to suggest that firms that source inputs from high-wage countries benefited from doing so in terms of higher growth of productivity and export intensity. Firms that source inputs from low-wage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seem not to have experienced any significant impact on neither productivity nor export, not even three years after they started to source inputs from these countries.